欠款累計超16萬元,“以貸養貸”成多頭借貸主因;分析稱應建立統一征信數據平臺

　　“一個客戶跑到一兩個地方借錢,對他是有利的;可是他跑到五六個地方借錢就不利,因為可能有一天,他不能還。”11月4日,陸金所聯席董事長兼CEO計葵生公開表示,他比較擔心現金貸的問題是多頭借貸。

　　多頭借貸指同一借貸人在2家或者2家以上的金融機構提出借貸需求的行為。一般來說,當借貸人出現了多頭借貸的情況,說明該借貸人資金需求出現了較大困難,有理由懷疑其還款能力。

　　新京報記者走訪發現,由于大多數現金貸平臺及數據征信公司并不會讓別人共享自己的數據,因此借貸者在多個平臺重復借貸,以貸養貸的行為并不少見。有統計顯示,有大約56.5%的現金貸借貸者申請過2次或2次以上貸款,其中49.4%的借貸者是在不同機構申請的。

　　借貸者為何能夠輕松實現多頭借貸,在業內人士看來,這與現金貸平臺的高收益及風控成本有著密切的聯系,對于堪稱“暴利”的現金貸平臺來說,投入成本降低壞賬,不如用在大量獲取用戶上面。此外,征信數據的不統一,信息的不對稱也加大了現金貸平臺進行風控的難度。

　　　多頭借貸一年欠16萬

　　新京報記者調查發現,多頭借貸往往始于借款人的“以貸還貸”。統計發現,大約50%的借貸者曾向2家或2家以上的機構申請過借款。

　　王博(化名)是來自廣西南寧的一名大學生,2016年9月考入廣西一所大學。入校不久,王博通過名校貸借款3000元購買了一部相機,還款期限為3個月,王博向介紹貸款的中介提供了自己的學生證復印件、學信網登錄賬號和密碼、本人身份證正反面照片、家人及老師同學的聯系電話等個人信息。

　　三個月后,打算按約還款的王博被平臺告知需要還款9000元,對方稱,3000元借款是扣除了中介費、手續費、調查費等相關費用后結余的,王博實際借款為六千多元,疊加三個月的利息及本金為九千元。此時,王博已經無法聯系到之前推薦借款的中介。

　　在無力償還的情況下,王博不得不接受了催收方的要求,去其他平臺借錢來償還借款。

　　“在需要還第一筆錢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打工、做家教能夠償還,沒有跟家人溝通。但是借款逾期后,催債的電話、短信接踵而至。對方聲稱已經找到學校,要抓住我”。王博說,“后來催收方逼迫我去其他平臺借錢,來償還他們的債務。”

　　“剛開始以貸還貸的時候,也想過求助家里,但害怕父母責罵。”王博說,在欠債如同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的時候,他只能選擇繼續在新的平臺借款。到后來,王博向家人求助時,債務的規模已經無法控制。

　　在王博家人眼里,19歲的王博性格較為活躍,但對父母有抵觸、逆反心理。據他們介紹,王博在“速速借”共借款37次,欠款78400元,此外,他還在錢寶、任我花一年、借錢快、貸上錢等32個平臺借款8.6萬多元。

　　王博家人稱,在償還了約13萬元現金貸平臺借款后,目前仍有十幾家平臺,通過電話、短信形式向王博及其家人催債。

　　與王博有著類似經歷的還有19歲的大學生童浩(化名),在上大學后不久,童浩通過現金貸平臺借款1萬多元,與女朋友去韓國旅游,隨后因無力償還,又向多個平臺借貸用于還錢,2個月時間,欠款迅速累計至3萬元。

　　除了“連環貸”纏身的借貸者之外,新京報記者還聯系到了一位網名“錘子”的職業借貸者。

　　錘子兩年前因為賭博,接觸網絡借貸,后來越滾越大,如今外部欠款近40萬。在經歷了與催收人員斗毆,斷絕與朋友聯系,更換工作、居住地點后,“錘子”表示,他不會給借貸機構還款,還會繼續借下去。

　　因為已經成為現金貸機構的“黑戶”,“錘子”想要借新錢越來越難。他稱,現在主要依靠新平臺借款。

　　百融金服于2017年7月發布的一份《2017年現金貸行業分析報告》顯示,大約56.5%的借貸者申請現金貸次數達到或超過了2次,其中申請2-5次的客戶占比最高,達到36.7%;申請多次借款的群體中,在多家機構申請借款的人數占比達49.4%,在1家機構申請多次借款的客戶僅占7.2%。

　　“借款人本來自制力不強,造成這些想借很多錢的借款人,在一個時段把很多借款平臺全部借了一遍。”91征信創始人薛本川告訴新京報記者。

　　另據媒體援引現金貸平臺經營者觀點稱,對于本身沒有還款能力的貸款人,在催收時誘導用戶拆東補西,也是造成多頭借貸的一個重要原因。催收者利用借款人對于多頭借貸認識的不足,誘導借款人借舊換新,以完成自身業績。

　　征信缺失致平臺“蒙眼狂奔”

　　在業內人士看來,征信數據的缺失是平臺難以預防多頭借貸的重要原因。他們認為,在平臺有意愿的情況下,借款人的還款能力可以得到區分。

　　“預防方面,平臺會接入很多數據公司,或者根據借款人提供的情況,來判斷借款人到底負債有多高,這是常見做法,但不是每個平臺都這么做。”薛本川表示。

　　“央行的征信體系,可以避免借款人超出自己償還能力的借貸行為發生。”中智誠征信有限公司副總裁譚赤表示,例如,某借款人在商業銀行體系中借款,借貸信息會匯總到人行征信中心,根據借款人共債情況,人行征信中心的征信報告可以判斷其總的風險敞口,當其借了多家銀行、達到總額上限時,商業銀行會看到相關提示信息,就不會再給這個借款人貸款。而目前在人行征信體系外,不用說現金貸,就是整個互金,都沒有這樣一個統一的征信體系存在。

　　“關于現金貸多頭借貸的問題,現在是沒有形成統一的征信數據庫,大家不能通過數據的溝通解決多頭借貸的問題。”漢能投資集團董事總經理賈裕泉表示,監管、政府應該去打造這一公共平臺,來解決多頭借貸的問題。“在這部分問題能夠解決、風控能力能夠保證的情況下,應該讓更多資金進入市場,而不是限制發展,造成現在的供應不足、需求也得不到滿足,致使用戶獲取的價格非常高。”

　　在賈裕泉看來,大數據時代和后續能夠延續的長期借貸行為下,還款能力是可以被區分出的,只是發放貸款的平臺愿不愿意做區分。“在沒有充分競爭的情況下,這些平臺是沒有動力下降的,按道理來說,對真正守信的人,應該能夠把利率降下來,降到合理水平。”

　　薛本川認為,目前信息共享在推進上有很多困難。“比如說,推進這件事的主體可能需要政府,市場機構也要不斷強化運營、強化品牌,做得非常吃力,做好征信數據共通是個挺長期的活,但是是避免多頭借貸壓垮行業最直接的方式。”

　　利潤覆蓋壞賬風險致多數平臺“零風控”

　　另一個讓現金貸平臺忽略風控的原因在于暴利。在業內人士眼中,當有巨大的利潤擺在現金貸平臺面前,足以超過壞賬帶來的風險時,風控對他們而言便是可有可無的狀態。

　　“現金貸的利率算成年化,很多超過100%,100%之內都算是業界良心平臺。如果我做風控、把壞賬率從40%降到35%,還不如把更多的精力和財力放在更多的獲客上、拉到一些機構的資金。”某反欺詐技術公司副總裁張元對新京報記者表示,“現金貸們在這其中投入很高人力做事前的風控,已經沒有真實意義了。大多數現金貸平臺的風控都是在裸奔,零風控的不在少數,即使有風控也是在講故事。”

　　今年3月,有媒體曾援引一家現金貸平臺CEO的話稱,“我們不關心風控,只要壞賬率低于50%,我們就可以盈利。”該CEO稱,行業普遍的壞賬率在20%以上,但依然暴利。

　　據新華社報道,現金貸平臺“錢站”APP的一款“先花錢”產品顯示,一筆57天期的1000元借款,雖然利息只要1.05元,但還要收取信息認證費、風控服務費等總共96.95元,實際到賬金額僅為903.05元。這樣算下來,綜合借貸年利率高達505%。

　　此外,“錢站”上一款“現金俠”的產品,逾期1天要收取滯納金20元,也就是說一筆1000元的借款,只要逾期50天還款金額就要翻倍。

　　除了暴利的驅使,還有賭徒的僥幸心理。

　　“沒有任何一家現金貸平臺不知道其中的風險,但沒有一家會相信這個風險最終落在自己頭上,每家平臺都在擊鼓傳花。所有人在做任何事時,都會考慮投入產出比。這行兒的利潤非常大。很多人會想,只要在這行里干一段時間,自己的利潤就出來了,哪怕后面‘盤子’砸了,但前面本兒已經賺回來了,后面就算有損失,也是凈利潤而已。”張元說。

　　在張元看來,“零風控”存在的道理很簡單,“就像一個賭紅眼的賭徒,現在還運氣特別好,每次都能贏到一萬塊,那他就不會在乎每次拿出一百元給人當小費。如果每天只能贏20、30元,他一定會把賬算仔細點,把各種漏洞堵得嚴一些。”

　　國內某大數據公司戰略合作與合規總監陳威則并不完全贊同“零風控”的看法,現金貸也并非完全沒有風控,“比如通過短信內容確定你的額度和逾期情況,只是我們借款端感覺是沒有風控的,另外,按照他們現在的投入產出比,風控更多體現為電話催收,所以變相成為了零風控。”